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塑造了我们。
知识的垄断自古以来就是保卫权力的藩篱，所幸从15世纪开始，印刷术从媒介角度开始对这陈腐寂静的堡垒展开了进攻，从此之后，帮助人们从单向传播中解脱出来的阅读逐渐成为了一种个人行为，在阅读中，我们开始获得知识，获得对照，从蒙昧中面对自己、思考世界，它就像一种航海术，带领我们超越界限，去到了从未梦想过的地方。
大众文化是在普及的阅读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书籍不再是唯一的载体，广播、电视、互联网轮番上阵，占据着人们视线的焦点，图像化和数字化的潮流冲刷着时代，然而阅读依然被视作为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社交媒体上从来不缺呼吁，心灵鸡汤也连篇累牍地表达着：“唯有阅读不可辜负。”
当阅读确确实实地成为了一股作用于生活的力量时，这个问题显得有些荒谬和无聊：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到底在阅读什么?
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两千九百万册，手稿五千八百万份，对于普通人而言，不用说阅读过的书，即使是他们本身，在这种浩瀚面前，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在生活中，发达的出版业为了人们的阅读事业操碎了心，无论是为了专业技能培训，还是修身养性，或者陶冶情操，人们都能够在线上线下的书店里找到相应的内容。甄别勘误历来是个苦差事，于是一种折中的论调应运而生：无论如何，阅读经典总是没有错的。
面对基督世界奉为圭臬的四福音书，翁贝托在《傅科摆》里借主人公之口揶揄道：“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是一群爱开入玩笑的人，他们在某处相会，决定来个比赛。他们发明了一个角色，同意几个基本的事实之后，便各自加以发展，到最后看谁写得最精彩。四个故事是由一些充当评审的朋友们所收集的：马太相当实际，但太过于坚持弥赛亚;马可不太坏，只是有些草草收场;路加无可否认地优雅;约翰则谈了太多哲学。然而，这四本书却都很吸引人，流传很广，而当他们四人意识到这种情况时，却已太迟了。保罗已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碰到了耶稣，普林尼也奉忧心的皇帝之命开始调查，而一些启示录的作者们也假装所知甚多……修会，启示，我的类推，我的兄弟，这一切都叫彼得熟记了;他是个很严肃的人。约翰威胁要说出真相，彼得和保罗便把他锁在巴莫斯岛上。不久这可怜人开始有幻想了……救命，我的床上全是蝗虫，叫那些喇叭别再吹了，这么多血是哪儿来的?其他人说他醉了，或是动脉硬化……谁晓得，也许真是那样的呢。”
当然，从宗教这种精神镇痛剂的角度来论述，或许是有点不大公平，不过人性是相通的，有的人相信死后三日能够再度复活，也有的人相信，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故纸堆中寻求到解答。
国学类私塾的兴起折射出了典籍崇拜的狂热，《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为幼童开蒙的教材，能够适应封建时代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但在开放的全球化商业社会中，如果仅仅将它们当做少年儿童唯一的知识来源渠道，无异于一种愚昧，而且退一万步说，它们甚至还称不上经典。读经有益是有前提的，经典能够得到流传，是因为被时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然而无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全盘照搬地套用在当下的实践中，确实也当得起一句“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了。
在后现代的概念中，一切都得到了消解，无论是严肃还是浮夸，政治还是娱乐，曾经重逾泰山的存在，也可能突如其来地轻似鸿毛，怀抱着使命的出生是沉重的也是有福的，在一切轰然倒塌后的充满着喧哗和骚动的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然而这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责任。
尽信书不如无书，阅读提供的他人的思想，无论多么言之凿凿，充满笃定，也依旧与真理有异，也许我们对现实怀抱着可贵的怀疑，却轻率地相信前人的偏见，无论他们曾经多么伟大崇高，万人敬仰。然而阅读也提供了最宝贵的体验，在那些感情和智慧凝聚而成的词句中，一切都沉入了地平线，烟雾上砌起城堡，海底掠过飞鸟，巨虺在桃花川畔啜饮露珠，红铜在贝母表面的浮光下燃烧，无数人面如同潮水般在迷宫街道汇聚然后散开，远古沉睡的旧日支配者，在梦里与伽玛星系的飞船相遇。
在阅读中，翻过这一页，我们就随之活过了无数次，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眼前无法重来的这一次，阅读能够帮助，却无法主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