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爱国，长期以来我们身边一直伴随着两种非典型性情绪：一种是对我们国家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表现得过于焦虑，在他们眼里，似乎任何事情都是残缺的，他们吹毛求疵，却对现实无能为力，抱怨社会上的种种现象;一种是对当下发生的任何事情不闻不问，他们认为看透了所有社会现象，表现出一种绝对不相信、不接受，不抱任何改变的希望，更不做任何改变的努力，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披着“难得糊涂”的外衣，认为这是智者的“处世哲学”，不妨把这一类人归为犬儒主义者。
我们大部分人都分享过第一种情绪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感。窃以为，这种焦虑感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危险的。毋庸置疑，我们国家在发展中的确伴随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和矛盾归根结底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也是主要的矛盾。在信息发达的当下，当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时，不少人在网络上使用激进或质疑的语气进行评论，产生了不良的社会效应。面对矛盾和问题存在的事实，与其质问，不如去创造，去基于现实有所建树岂不更好?现实不会屈从于一个仅仅观察和评论它的人，它只会屈从于有能力沉浸其中且善于创造的人。
自古以来，我们的国家不正是因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善于创造和传承，才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对人类的科学技术和文明发展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创造和发明在我们国家5000年的文明史上比比皆是，发明创造者更是灿若繁星，这些创造者不仅善于观察，而且能沉浸在变化的环境中去创造，他们避开以牺牲创造为代价的批评声，建立对创造能力的高度自信，共同开创了繁荣的中华文化。
对于文中开头所指的第二种情绪，也是不少人身上存在的一种消极的情绪，体现在国家情感方面，就是“莫谈国事”之情感淡漠。这些人深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糟粕部分的影响，把自己看成是凡事看穿、难得糊涂的“明白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看穿、看透世道险恶，因此要明哲保身、竭力躲避、莫管闲事的箴言教诲，如老庄哲学和各种“隐逸”理论，如“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等思想，不一而足。这些思想对我们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其结果是一部分人成了不理世事、勿谈国事的彻头彻尾的犬儒主义者。
最近阅读了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著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一书，作者用自传体形式，通过自己所遇所为所思深刻地描绘了1980-1939年的欧洲历史。作者企图通过个人感情的释放来影响世人的思想，但面对战争，他感到无能为力。特别是二战时，希特勒选择彻底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途径来解决犹太人的问题时，使书中的“我”对部分麻木不仁、高傲自大、明哲保身的犹太人失去了信心，作者不得不逃离欧洲远赴美洲。虽然作者免受了亲友同胞遭受的厄运，但他所受到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心灵重创以及对被迫害的亲友同胞的忧患，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既不能做只会整日忧心忡忡的焦虑者，更不能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犬儒主义者，而是要怀着“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和报国志向，并能沉浸在现实中去创造事业，始终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汇聚起磅礴伟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党办院办 陈威华)